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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微软、亚马逊、Google（Alphabet） 相继发布了财报，在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大背景下，三家公司在过去一个季度都有相对不错的业绩表现，仅以营收来看：

• 微软：29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
• 亚马逊：5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 Google（Alphabet）：3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这其中，只有微软的营收超过分析师预期，而亚马逊、Google 都在财报发布后股价大幅下挫，也让原本开始反弹的科技股再次进入一个调整期。本周，包括苹果、Facebook、阿里巴巴都会发布新一季财报，除了苹果可能带来惊喜外，其他两家公司的股价都将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 FB 的压力会非常大，这也意味着本周整个科技股的走势也会持续下行。

写到这里，需要特别声明一点：本文无意给你任何关于股市走向的暗示，也不构成购买哪支股票的建议。

本文更关注的是，是上述三家已经发布财报的巨头公司，无一例外都在将人工智能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方面，但为什么在财报里没有过多提及？

人工智能没有改变三家公司业务的构成

过去三到四年时间里，包括 BAT 在内的公司都将微软研究院作为 AI 人才的重要来源地，疯狂挖人，由此也证明了微软在 AI 方面的强大积累。

Google 也从 2017 年开始正式确定了「AI First」公司愿景。

而亚马逊，虽然并没有他太公开的表述，不过在 Fast Company 本月初的一篇文章里，也谈到了亚马逊 AI 的发展，包括仓库机器人的部署以及Alexa 的研发等等。

但如果详细去看上述公司截止到本季度财报的业务构成，尤其是主营业务的构成，似乎根本看不到 AI 的影子。

比如 Google ，来自广告业务的收入高达 289.54 亿美元，占整个公司收入的 85.8%，这也继续延续了 Google 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基本判断。

再比如亚马逊，其核心业务，在线零售（电商）业务贡献了 290 亿美元，占比也超过 50%。而微软的业务组成里，其主要营收来自于个人设备业务（包括 Windows 个人授权、Xbox 游戏机、Surface 设备），该部门在这个季度获得了 107.5 亿美元的营收。

上述这些略显冰冷的数字至少说明了一点：就现阶段而言，即便是微软、Google、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公司，人工智能还没有真正给公司带来真正的业务转型。

那么，这些公司所选宣扬的人工智能到底都在哪里？

巨头公司的人工智能到底在哪里？

上周我在 Dailyio 会员计划里分析了德勤的一份报告，其中有张图表令人印象深刻，如下图所示，我对这幅的基本评价就是：「每个行业因为人工智能的加入都会是赢家，但有些行业注定是大赢家」。

仔细去看这个四象限图，在右上角的「高投入高回报」象限里，科技公司赫然在列，德勤在报告里列举了 Netflix 的案例：

Netflix 发现他们的用户喜欢搜索电影，但如果搜索并找到一部电影的时间超过 90 秒，那么用户往往会放弃，而借助 AI 技术优化站内搜索之后，不仅可以给用户带来用户体验的上升，还能让用户更快地付费。德勤的数字显示，仅仅一年，得力于 AI 对搜索的改进，Netflix 可以多赚 10 亿美元。

这类故事也发生在微软、Google 和亚马逊身上。以 Google 核心业务广告为例，今年 3 月的时候，Google 发布了一项名为 Auto Ads 的在线广告产品，它的基本操作逻辑是利用机器学习来自动判断是否在某个网页放置广告以及在哪里放置广告。

事实上，Google 的 AdSense 已经非常自动化了， Auto Ads 则更进一步，当广告主制作完成广告后，关于广告投放的「权力」都归于 Auto Ads 背后的算法。根据 Google 官方的说法，这个产品能够大幅提升广告主的投放效率，从而增加收入。

一个值得关注就是计算机视觉给 Google 产品带来的创新。2015 年 Google I/O 大会上，Google 发布了基于机器学习的 Google Photo，其主打的就是云端的图像自动识别和自动分类。

2017 年开始，Google 将云端的计算机视觉能力逐步下沉到智能设备上。Google Lens 通过应用层释放其强大的计算机视觉能力，目前已经支持 iOS 和 Android。

与此同时，Google 在去年的 Pixel 2 系列和今年的 Pixel 3 系列智能手机上，继续将计算机视觉能力注入到终端硬件里，Google 官方博客的这篇文章，展现了 Pixel 3 手机上的 AI 能力，同时进一步介绍了设备 AI 的优势。

而 AI 之于亚马逊，则在业务创新方面有众多体现。具体包括两大方面，其一，计算机视觉技术被应用到亚马逊无人零售店中，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用户体验的优化¹。

其二，基于语音识别、语音交互的提升，亚马逊过去三年打造了一个围绕语音助理 Alexa 的庞大生态体系，Alexa 所带来的交互方式变革，某种程度上也左右着下一代计算设备的交互逻辑。

从上面几个案例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并不是一句口号，各个巨头也都在不同业务线上推进人工智能的部署。

没有「人工智能行业」

如果以人类感官为参照对象，这几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机器具备了听力和视力，并实现了从听到到听懂、从看到到看懂的跨越。

但仔细去看上文提到的几个典型场景，或许会发现，所谓人工智能，仅仅局限在图像、语音领域的应用，这也是当下人工智能最有可能突破的领域，而单点技术的突破，也无力承载起具体的应用场景，它需要更多地与过往场景相结合，比如将图像技术与安防领域结合在一起，养活了国内一大批所谓的 AI 独角兽。

因此，我们可以说「互联网行业」，因为「互联网」催生了一系列新的需求，让人类从线下走向线上，并最终让人类拥有了时刻在线的能力。

但所谓「AI 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没有行业里的具体场景，当下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如图像、语音的应用也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延伸，即便是微软、Google、亚马逊这样的巨头，也都在有意无意将 AI 与自己的产品相结合，比如微软的语音和自然语言技术，可以大幅改善 Skype 的体验效果，而计算视觉的能力，则被应用到诸如微软小冰这样的对话机器人的对话场景中。

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以内，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超级智能」，更多的还是以「人工智能」包装自己过往的产品，如云（亚马逊、阿里云）、如数据库（Oracle）、如企业软件（如 Selasforce）、如摄像头（苹果的 iPhone）等等。（完）

如果你细心留意最近一两年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不难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如果说 2016、2017 年是这个概念被炒作、被「PPT 化」的时间段，那么到了 2017 年下半年，尤其是从 2018 年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人工智能领域的热度「意外」地被区块链、比特币以及其他加密货币所取代。

这个关注度的转变直接引发了两个深刻的变化：其一，所谓 AI 创业不再是最炫酷的领域，这意味着融资变得困难；其二，随着 AI 热度的下降，从创业者、巨头到投资人，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由此也奠定了 2018 年人工智能发展的总基调：从产品到客户、从技术到案例、从影响 C 端消费者到惠及 B 端企业。

麦肯锡 AI 报告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 Dailyio 会员通讯里谈过这个变化，同时我也多次表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变化。通过这个变化，可以让全行业对于 AI 的边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管是从短期的行业应用还是中长期的全行业 AI 化都有巨大好处。

在本月麦肯锡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里，也对 AI 边界做了一番分析。首先，AI 所带来的经济变革，具有巨大的经济效应，麦肯锡给出的一个数字：未来，AI 将在 19 个垂直行业里每年创造出 3.5 万亿到 5.8 万亿美元的价值。

所下图所示，旅游、运输/快递、零售将是最有可能被 AI 驱动进而快速增长的行业。

在下图里，可以进一步看到未来 3 年不同行业对于 AI 的投入变化。

事实上，AI 之于行业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判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根据加拿大政府本周发布的一条消息，今年 12 月份加拿大将举办 G7 成员国的人工智能峰会。虽然目前的具体日程还尚未公布，但有个细节值得关注，此次会议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会议举办地和举办时间基本也和 NIPS（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重叠，后者是深度学习、机器学习领域最大规模的年度会议，两个会议之间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也非常值得期待。

其次，要实现上述的美好远景，当下 AI 也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部队」其实是机器学习，它不仅需要海量的数据，还需要大量由人类参与并标注的数据，倘若没有这些标注的数据，所谓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算法几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再比如机器学习决策的「黑盒子」效应，算法的不可解释性让 AI 决策的道德边界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算法设计过程中，人为的偏见，从种族到性别再到年龄、职业的偏见，是否会影响最终决策的公平、公正，一直是行业关注的话题。

由于日益成长的市场需求，特别在欧盟 GDPR 出台后，基于数据的 AI 决策亟需解释。包括 IBM、微软等公司都在试图解开这个「黑盒子」里的秘密，以 IBM 新发布的 OpenScale 为例，这个基于云端的 SaaS 产品，可以去扫描、检测系统中的 AI 产品，从中检测出可能的决策偏见并提供相关解释，但这个领域还处在相对早期的阶段，离完美解释一个 AI 决策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AI 与 FB 的新「战斗」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俄罗斯人利用 Facebook 操纵了两年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但 Facebook 上泛滥的假新闻、仇恨内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 11 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Facebook 也拿出了应对策略，他们设立「War Room（选情战情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成员来自 20 多个产品团队，包括情报分析、数据科学、运营、法律政策以及产品人员，他们的目的就是快速定位 FB 信息流里的选举相关内容，鉴别到底是虚假内容还是仇恨言论。

本周 FB 邀请众多媒体参观了这个位于 Facebook 总部的会议室，你可以在这里查看 CNN 的视频报道。

《纽约时报》曾在一个月前做过一次独家探访，并介绍了运作模式：

Once a problem reaches the War Room, the dashboards will be set to spot and track unusual activity, while data scientists and security experts take a closer look. Mr. Chakrabarti said the team was particularly on guard for posts that manifested “real-world harm,” and planned to remove posts that tried to disenfranchise voters by giving incorrect polling data or spreading hoaxes like encouraging people to vote by text message.

简而言之，面对各方压力，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已经放弃了一贯以来所坚持的「技术至上」主义，试图通过人力来弥补技术，尤其是 AI 的不足。

如果回顾 2018 年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未来发展与 AI 技术之间的表态和行动，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当下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4 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扎克伯格表示会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应对仇恨言论的研发工作：

Zuckerberg said that the company is increasingly developing AI tools to flag hate speech proactively, rather than relying on reactions from users and employees to flag offensive content. But according to the CEO, because flagging hate speech is so complex, he estimates it could take five to 10 years to create adequate A.I. “Today we’re just not there on that,” he said.

但对于当下，扎克伯格承认，还需要大量人类员工来解决这类问题：

For now, Zuckerberg said, it’s still on users to flag offensive content. “We have people look at it, we have policies to try and make it as not subjective as possible, but until we get it more automated there is a higher error rate than I’m happy with,” he said.

为此，FB 将在今年年底将内容审核人员扩充到 20000 人。

4 月底的财报分析师会议上，扎克伯格说出的这段话多少令人不适：

One of the pieces of criticism we get that I think is fair is we’re much better able to enforce our nudity policies, for example, than we are hate speech,The reason for that is it’s much easier to make an AI system that can detect a nipple than it is to determine what is linguistically hate speech, so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we will make progress on and we’ll get better at over time. These are not unsolvable problems.

撇开这句话的表述是否恰当，这里反应出了人工智能在产业界的困境：计算机视觉的发展速度远远快速自然语言理解。

而这段表述也成为今年 5 月 Facebook 年度开发者大会 F8 的主旨，Facebook CTO Mike Schroepfer 又一次强调，人工智能将成为保证 Facebook 社区安全运行的重要工具。比如他在接受 Wired 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If I told you that there was a human reading every single one of your posts before it went up it would change what you would post……

我曾在当时的会员通讯里指出了一点：

也正是这样的假设，构成了今后 FB 应对舆论质疑的重要观点，这是硅谷对于技术、效率的迷恋，FB 也将自己的未来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尤其是自然语言理解的未来捆绑在一起。

但正如 Quartz随后所报道的那样，很多分析师并不认同扎克伯格对于「AI 一定会拯救 FB」的承诺：

“Mark Zuckerberg is being realistic when he says ‘we will have A.I. tools that can get into some of the nuances’ in 5–10 year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nuances and not all of them will be able to be automated away,” Babakar says.

Other researchers disagree on Zuckerberg’s timeline, with the disclaimer that technological predictions are always difficult to make.

这一系列略显乐观的承诺随着 7 月份新一季财报的数字而失去任何意义，当 FB 高层认为由于众多原因（包括操纵选举的指控、剑桥分析分析滥用用户数据等），导致用户增长以及用户活跃度下降后，FB 的股价也应声下跌，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股票单日的最大跌幅纪录。

一个可以遇见的情况是，Facebook 还将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力，比如上月推出有屏智能音箱 Portal，就试图通过社交与视频、图像技术的结合，进一步增加用户粘性；再比如其在 AI 基础研究的投入，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称，预计到 2020 年，FB AI 实验室人员的规模将翻番，从现在的 200 人左右增长到 400 人，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图像、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突破，都会应用到 Facebook 产品中。

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摆在 FB 面前，AI 技术的局限性，目前尚无法让这个庞大的社交媒体自动化运行，还需要巨大的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也远非过往仅仅依靠底层甚至第三国家的审核员可以应付，「War Room」如此高的科学家、工程师配置，目前也尚不知晓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期大选，那么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呢？如果类似「War Room」成为一种常态，Facebook 是否也应该重新定义 AI 的位置呢？这一切疑问只能留个时间来回答了。

Google 如何赋予手机相机 AI 能力

本月，随着 Google Pixel 3 系列和华为 Mate 20 系列手机的发布，2018 年的智能手机「军备竞赛」已经落幕。全球范围内的几个玩家，包括苹果、三星、华为、Google 都拿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撇开外观、性能对比之后，如果将目前消费者最看重的相机来进行对比，则呈现出三大阵营：

• 苹果、三星：软（调教算法）硬（摄像头配置）均衡并一体化；
• 华为：优先保证硬件配置，其次是软件的优化；
• Google：AI 算法优先，硬件配置或许无所谓；

上述三个阵营里，Google 的做法略显极端，但如果你领教过 2017 年 Pixel 2 的成像效果，或许你也会惊叹到 Google 为何能在一个后置摄像头的前提下，做出一个如此强大的手机相机。

在本月中旬发布的 Pixel 3 系列里，Google 继续以一个后置摄像头横行天下。硬件层面，Google 在 Pixel 里继续内置了一个专属的图像处理器，在这个基础之上，将 Google 的 AI 能力，尤其是计算机视觉能力，输出到这台小小的手机上。

据两个例子，Top Shot，类似于 iPhone 中的 Live Photo，会记录用户按下快门前后的几秒图像，但 Google 做到了一点：让手机自动帮助用户挑选最好看的照片。

另一个就是 Night Sight，也就是夜视功能，不同于其他手机夜拍时的多张合成，而是通过对大量图片的机器学习，Pixel 3 的相机可以自动增强照片的颜色，所带来的就是更好的夜拍成效效果，下图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案例对比。

其他的创新功能还有很多，详细的介绍可以参加这篇文章。过去一年多时间，围绕手机拍照领域的变化非常快，华为利用硬件堆积加软件调校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引发了行业的震动。而 Google 继续坚持 AI 唯上的理念，不断将过往基于云端的图像处理能力——如果你用过 Google Photo，一定会机器自动修复的照片所震撼——下沉到智能手机上，也给整个行业带来新的思考：到底 AI 给予智能手机拍照的提升，是仅仅局限在后期的磨皮还是前期的成像？以及，当 AI 拍照的场景识别逐渐沦为积累的时候，AI 还能如何主动、自动给相机带来质的变化？（完）

硅谷科技公司历来有一个传统：在「让世界更美好」的伟大愿景下，这些科技公司会努力和每个生意伙伴建立友好但又有底线的关系，尤其是遇到极权国家的时候。

当 8 月份The Intercept 率先爆料 Google 重返中国的神秘项目之后，Google 官方曾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而随着上月底 Google CEO 皮查伊给美国国会参议员的信件曝光¹，外界也看到了 Google 高层对于审查版搜索的基本立场。

皮查伊表示，当下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迅速，也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Google 向中国用户提供审查版的搜索产品，对于中国市场的内外参与者都有益处：

……We hope to sta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and believe that Google’s tools could help to facilitat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that would have broad benefi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 example, the lack of Google Play has meant that many Chinese users are using Android phones that are more prone to malware, fraud, and other issues.

本周的 Wired 25 周年峰会上，皮查伊面对 Steven Levy 的提问，也再次谈到了面向中国的审查版搜索产品的进展：

It turns out we’ll be able to serve well over 99 percent of the queries……There are many, many areas where we w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better than what’s available…… Today people either get fake cancer treatments or they actually get useful information……

正如皮查伊写给参议员的信中所言，皮查伊在现场发言里将 Google 的使命，也就三「整合全球信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益」与向中国提供搜索产品绑定在一起：

We are compelled by our miss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everyone, and [China is]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不过，新的中国版 Google 搜索，尽管还没有发布，但透过多方信源的消息来看，Google 默许了官方的内容审查机制，并自动过滤所谓敏感词，这和 Google 退出中国一段时间内持续向用户告知某些搜索内容正在被审查的做法已经倒退很多。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Farhad Manjoo 曾在今年 8 月的一篇文章里指出：「Google Tried to Change China. China May End Up Changing Google」。过去 8 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新的市场规则，使得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们不得不低头，接受这样的规则，苹果如此，亚马逊（AWS）如此，微软如此，如今，Google 也接受了这样「当地法律」。

二

而最近，硅谷公司的另一个生意伙伴也有一些麻烦，这就是沙特阿拉伯。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59 岁的沙特知名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10 月 2 日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一份文件后失踪。

路透社的报道称，卡舒吉是沙特知名记者，长期对沙特的政策提出批评。他居住在美国，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评论……土耳其认为他已遭杀害。沙特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证实卡舒吉是在沙特领事馆遇害。将「严厉惩罚」利雅得，但他并称，若停止对沙特的军售也会「惩罚」美国自身。

此事的蹊跷之处在于，沙特、土耳其各执一词，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沙特王室，尤其涉及到沙特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位在外界看来颇为开明的王储，自去年 6 月成为王室继承人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比如，他允许女性可以开车。

对于硅谷公司而言，沙特的影响无处不在。《纽约时报》上周的一篇文章就用寥寥数语勾勒出沙特在硅谷的巨大影响力：

Some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one is getting into an Uber en route to a WeWork co-working space. Their dog is with a walker whom they hired through the app Wag. They will eat a lunch delivered by DoorDash, while participating in several chat conversations on Slack. And, for all of it, they have an unlikely benefactor to thank: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这其中，Uber 在 2016 年的时候直接获得来自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的 35 亿美元投资，该基金的幕后老板就是沙特王储萨勒曼。

2016年10月，沙特主权基金与软银合作，加入到软银一个规模高达 930 亿美元的愿景基金里，其中沙特出资 450 亿美元，该基金主要瞄准的是美国西海岸的技术创业公司。

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沙特记者失踪后不久，软银股价应声下跌。

与此同时，在软银正在筹备的第二支 1000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里，原计划沙特主权基金会投入 450 亿美元。

而现在，对包括 Uber、软银以及其他还在和沙特主权基金讨论投资意向的公司而言，沙特人的钱还能接受吗？

三

事实上，硅谷已经做出了某种回应。

维珍集团创始人 Richard Branson 表示该公司已经暂停与沙特方面的投资合作，The Verge 的报道称，这意味着，自去年以来维珍集团一直在谈的一笔 10 亿美元的投资可能会失败，这笔投资将是维珍集团进军太空领域的重要资金支撑。

原本两周后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会正在被抵制。根据 Bloomberg 的统计，目前已经表示需要再考虑是否前往利雅得参会的科技公司老板包括：

• Viacom CEO Bob Bakish
• Uber CEO CEO Dara Khosrowshahi
• 风险投资人 Steve Case （暂停，需要进一步消息）
• 《洛杉矶时报》老板 Patrick Soon-Shiong
• HP 公司执行总裁 Joanna Popper
• Android 系统之父 Andy Rubin

Bloomberg Media CEO Justin B. Smith 也透过 Twitter 表示，Bloomberg 放弃此次大会的媒体合作伙伴，同时自己也不会作为演讲嘉宾参加这次大会。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 Clifford Levy 也宣布了类似举措：

@nytimes has withdrawn as a media sponsor of the so-called “Davos in the Desert” conference in Saudi Arabia after the outcry over the disappearance of Jamal Khashoggi, the Saudi journalist.

《金融时报》的声明也更有力：

Official statement: The Financial Times will not be partnering with the FII conference in Riyadh while the disappearance of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remains unexplained

这些发言、声明充分展现了科技公司、资本市场以及新闻行业的反应。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过度指责 Uber 当初接受沙特主权投资基金时乐观心态——这家当时还意气风发的创业公司，已然见证了沙特女性可以开车的巨大历史变革，或许他们还会认为，随着 Uber 进一步扩展到中东地区，也将给这里的女性驾驶员带来新的工作以及人生选择。

这一幕也如同 Google 早年间进军中国的豪情壮志，而上述公司、公众人物的举动也一如 Google 8 年前所做出的那个「艰难的决定」。从商业层面上考虑，任何一家公司都需要考虑为股东、员工赚钱，当硅谷的公司们过往在赚钱与保持价值观底线的平衡被打破时，这个命题已成为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所需要面对的难题。

而 8 年后，随着 Google 搜索入华计划的曝光，Google 产品工程负责人 Ben Gomes 在一段内部讲话里，向员工解释了公司的初衷：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I think about Google. One of them is technology and the other one is product and serving users. S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erving users, there is no question —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next billion users. But actually I was looking at it, there’s like 5 billion adults in the world, so why are we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billion users? Well, some of them are not enabled, internet-enabled, and so on. And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ternet-enabled, a huge fraction of the ones we are missing out are in China.

不过，这番讲话并没有打消一些工程师的担忧，「Dragonfly」被曝光后引发的工程师离职，以及在工程师要求下， Google 宣布明年起不再参与五角大楼的 Maven 项目，并取消竞标五角大楼的云计算项目，似乎也显示出这家公司目前略显混乱的价值观。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沙特被证实杀害了这位记者，Uber、Slack、软银的员工会有怎样的回应？

再进一步，假如若干年后，上述这些公司的员工实现财务自由后再次创业，会接受沙特主权基金的投资吗，以及，他们会遵守「中国本土法律」，从而进入中国市场吗？

差不多一个月前，我在 Dailyio 会员通讯里发表了一篇《Google 的「成人礼」》。

就在这月 4 号，Google 正式迎来自己 20 岁的生日。20 年前的 9 月 4 日，在车库创业文化风兴未艾的硅谷，两个年轻人将第一个办公室放在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市的 Santa Margarita Ave 232 号，那是 Susan Wojcicki 的车库，也是 Google 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

但对 Google 而言，过去两个月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得它的成人礼远未结束，某种意义上说，用「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来形容 Google 的决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

最早报道 Google 搜索入华的 The Intercept 继续爆料，他们了解到 Google 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搜索引擎的原型，其中有几个要点：

1. 该搜索产品内置了审查黑名单，包括「人权」、「学生抗议」、「诺贝尔奖」等搜索结果无法显示；
2. 该搜索产品主要运行在 Android 手机上，会将 APP 与该手机的手机号绑定，目前尚不确定 Google 是否会将这种关联信息提供给当局；
3. Google 将在大陆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来运营该搜索产品；
4. Google 同意使用当局提供的天气和空气污染信息，当中国用户搜索相关信息时，Google 的搜索结果显示为官方数据；

上述四点意味着，Google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所谓「不作恶」是一种被外界过度解读的口号，那么如果将上述四点放在展现 Google 价值观宣言的「Google Code of Conduct」语境里，你也会发现，「长大成人的 Google」如今已是言不由衷，比如这一段：

Google i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privac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our user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user privac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ace government challenges, we seek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s that respect those rights as we develop products, do business in diverse markets, and respond to government requests to access user information or remove user content……

再比如其结尾的总结里：

……It’s impossible to spell out every possible ethical scenario we might face. Instead, we rely on one another’s good judgment to uphold a high standard of integrity for ourselves and our company. We expect all Googlers to be guided by both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this Code.

而最后一段话出现了「不作恶」的表述：

And remember… don’t be evil, and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n’t right – speak up!

但显然，这是一句没有任何特指意义的叙述，Pingwest 此前这样评论这句话：

今天可以是“don’t be evil”，明天就可以写成“做个正直的人”。

二

自一个半月前 Google 入华计划曝光后，一大批 Google 员工成为抵制 Google 的主力军。他们先是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 Google 高层解释该项目的动机并同步相关信息。《纽约时报》了解到，至少有 1400 名员工签署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

We urgently need more transparency, a seat at the table, and a commitment to clear and open processes: Google employees need to know what we’re building……

员工的抗议最终迫使 Google CEO 皮查伊做出解释，在内部的沟通会上，皮查伊表示，目前谈论 Google 中国版搜索还为时尚早，CNN 援引皮查伊的话：

We are not close to launching a search product in China…… And whether we would do so, or could do so is all very unclear……But the team has been in an exploration stage for quite a while now and I think they are exploring many options.

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承认了 Google 的确在研发针对中国特定市场的搜索产品。另一方面，皮查伊显然没有给出更具体、更透明的信息。由此也引发了 Google 员工新的行动：离职。

BuzzFeed 上周了解到，一份至少有 7 名离职员工的名单正在 Google 内部传播，这些员工无一例外都是在抗议 Google 的中国版计划。虽然目前尚未有更具体的名单，但 BuzzFeed 还是发现了其中一位重量级人物，高级科学家 Jack Poulson：

……who worked for the company in Toronto before resigning over Dragonfly last month. Like the majority of Google employees, Poulson first learned about Dragonfly from the Intercept’s story about the project, which said Google had already demonstrated Dragonfl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it could launch within six to nine months. Poulson said he was “shocked” by the news.

事实上，自今年 Google 与军方合作的项目被曝光后，Google 在工程师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IEEE Spectrum 援引一位收到 Google 招聘要求的工程师回应：

"I won’t be considering a job at Google now or in the future unless it seriously rethinks the way it does business by putting human rights before profit,” Luo told the recruiter in a response email that she shared on Twitter. She described the China search engine plans as a “huge dealbreaker for me,” and expressed other concerns about Google’s Pentagon contract and the company’s work environment for “women,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trans people, etc.”

Google 员工的离职潮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上周，Google Cloud 人工智能负责人李飞飞正式离职，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接任她的是 CMU（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Andrew Moore，这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但科技媒体 Insider 却发现，Andrew Moore 的背景实在是太复杂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Andrew Moore 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以下简称 CNAS）的联席主席，另一位主席则是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Robert Work。这个机构也被认为是军方与私营企业技术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五角大楼与 Google Cloud 合作的「Maven」项目就是其推动的，《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该机构：

……an influential Washington think tank that specializes in national security, to create a task force of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academic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private industry. Their goal is to explore ho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embrace A.I. technology and work better with big tech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这意味着，Andrew Moore 作为参与过（或至少真正了解过）Maven 项目的科学家，未来将领导 Google Cloud 的人工智能工作，Insider 援引一位前 Google 员工的话：

Googlers want less alignment with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not more. This hire is like a punch in the face to the over 4,000 Googlers who signed the Cancel Maven letter.

另外，Andrew Moore 关于人工智能的诸多言论也引发不少解读，但这种被过度放大的言论并不代表价值观，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不管是 Maven 还是代号「蜻蜓」的中国版搜索项目，这些项目甚至无法向 Google 内部工程师保持透明度，这也让 Google 变成了它一开始最讨厌的样子。

三

8 年前 Google 离开中国大陆市场时，Google 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 这样告诉《纽约时报》：

……Our hope is there is progress and a more open Internet in China…… I think that in the long term, they are going to have to open…..

但现实是，古老帝国在过去年 8 年变本加厉地推动互联网管制，从这角度上来看，互联网远没有让中国更开放，而是中国让互联网变得更封闭，中国重新定义了互联网的运行规则。

两年前，随着美国大选的「意外」，Brin 在 Google 内部一个沟通会上不安的说道：

Myself, as an immigrant, as a refugee, I certainly find this election deeply offensive, and I know many of you do, too…… I think it’s a very stressful time, and it conflicts with many of our values……

这段内部讲话的视频被美国右翼新闻网站 Breitbart News 视为 Google 压制其言论的证据。

如今，当 Google 又一次面临利益与价值观选择的时候，两位创始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都没有任何表态，甚至在本月初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Google 也设法避免了皮查伊前往参会，从而也「机智」地避免了被继续追问的尴尬。

但正如美国资深科技观察家 Kara Swisher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所言，「中国才是 Google 真正的丑闻」。这位一贯立场鲜明的专栏作家也希望听到来自 Google 高层的回应：

And I would especially like to hear from Mr. Brin, who is no longer engaged at Google on a daily basis. But his relative silence on the topic — especially when he often has something to say — is interesting.

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当互联网的原生产品——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证明并无法改善国家民主并提升公众智力的时候，尤其是在美国互联网巨头「横行世界」的大背景下，古老帝国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方法有可能被越来越多国家所效仿，来自智库 New America 的 Rebecca MacKinnon 说了这么一番话，不仅是对 Google，也将是对未来一段时间里科技巨头们警告：

This argument makes me very sad: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like China, so therefore we might as well be in China……I wrote a book where I warned that China is Exhibit A for how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adapt to the internet and then begin to change the internet……And if companies like Google are now throwing in the towel and saying, ‘Well, that’s where the internet is going’ and ‘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 well, that’s deeply troubling.”

厉害了，你的国！

拟定这篇文章标题时，先后经历了从「扎克伯格的傲慢与偏见」到「硅谷的傲慢与偏见」再到现在「科技公司的傲慢与偏见」。这也是我在阅读欧逸文最新发表在《纽约客》一篇文章的心路历程，这篇名为 Can Mark Zuckerberg Fix Facebook Before It Breaks Democracy? 的文章，通过采访扎克伯格及其身边的人，试图找到 FB 当下困境的缘由。

这篇长文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从扎克伯格的家庭到他创立 FB 的经历以及 FB 发展过程中多个重要节点，比如搬到加州、推出 News Feed、收购 Instagram、拒绝雅虎收购以及最近两年的假新闻和数据泄漏事件等。在欧逸文笔下，扎克伯格的形象变得非常丰满，他并非如 CNN 所言的「没有情商的工程师」，也不是电影《社交网络》里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者。

一

扎克伯格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从业者，是一个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典型硅谷创业者，他的成功当然有自己的天赋，但如果将 FB 的发展放在美国 2004 年后的创业大环境下去看，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结束后，新的投资和创业环境正在孕育一大批新的创业公司，Facebook、Twitter、LinkedIn 等公司都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也因此，某种意义上说，Facebook 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的社交帝国。

而扎克伯格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也和硅谷半个世纪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类似，有着技术从业者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欧逸文认为，随着 FB 的发展壮大，FB 的决策层形成了一种自信，即虽然用户质疑声不断，但最终还是会喜欢自己的产品，News Fee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

2006 年，Facebook 推出 News Feed。从此之后，用户登录 FB 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 News Feed 推荐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包括朋友的状态更新、朋友最近看了些什么、重要新闻推送，而且还在其中夹杂了不少原生广告或软文。这些用户所看到的内容都是通过机器对用户习惯的分析，从而进行的智能推荐。

不过，在刚推出这个产品时，FB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用户压力，很多人质疑这个产品会侵犯用户的隐私，引发众多的抵制，但 Facebook 的高层却不为所动：

……There was a street protest at the headquarters,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joined a Facebook group opposing the change. Zuckerberg posted a tepid apology (“Calm down. Breathe. We hear you.”), and people got used to the feed.

对于隐私，扎克伯格也在 2010 年发表过一番言论，英国《卫报》当时这样写道：

……the 25-year-ol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ocial network said that privacy was no longer a “social norm”.

扎克伯格当时的原话是：

People have really gotten comfortable not only sharing more information and different kinds, but more openly and with more people,That social norm is just something that has evolved over time.

这番言论引发了强烈反响，《纽约时报》用了这样的标题予以报道「Facebook’s Zuckerberg Says The Age of Privacy Is Over」。乔布斯也在 2010 年发表了他的看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扎克伯格隐私言论的反击，在这段视频里，身体状况已经欠佳的乔布斯这样说道：

Privacy means people know what they’re signing up for, in plain English and repeatedly…… I believe people are smart and some people want to share more data than other people do. Ask them. Ask them every time. Make them tell you to stop asking them if they get tired of your asking them. Let them know precisely what you’re going to do with their data……

不久以后，扎克伯格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道歉。不过，当扎克伯格承认 FB 犯了一系列错误时，或许他还在固执地认为，世界上的难题依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或者代码来解决，而这个时候，也是 Facebook 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

二

互联网产品圈有个名词叫「Growth Hacker（增长黑客）」，这个词来自美国，大意是说通过技术和数据的支撑，来快速获取用户。Facebook 自 2007 年开始，也践行了「Growth Hscker」的理念，欧逸文写道：

Zuckerberg created a special Growth Team, which had broad latitude to find ways of boosting the numbers. Among other fixes, they discovered that, by offering the site in more languages, they could open huge markets. Alex Schultz,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Growth Team, said that he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fanatical in their pursuit of expansion. “You will fight for that inch, you will die for that inch,” he told me. Facebook left no opportunity untapped. In 2011, the company asked 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or an exemption to rules requiring the source of funding for political ads to be disclosed. In filings, a Facebook lawyer argued that the agency “should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innovation.”

事实上，这也是互联网公司特有的用户增长手段，Facebook 如此，Uber、Airbnb 也是如此。正如曾领导 Uber 用户增长的 Andrew Chen 所言，用户增长的效果应该以 10 倍甚至 100 倍的速度来衡量，在这样的增长逻辑下，「不择手段」或许已经成为一个褒义词。

在 Uber 最为辉煌的 2014 前后，互联网上关于 Uber 如何利用「Growth Hacker」实现快速增长的分析文章数不胜数，以这篇文章为例，作者详细分析了 Uber 增长引擎背后的逻辑，包括了产品理念、产品设计以及用户体验等多个维度。

这个分析逻辑也同样适用于扎克伯格的 Facebook，Facebook 提供了一个连接全世界的平台，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注册、登录 Facebook，并可以理所当然地在平台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而 FB 也的确在不断提供新的形式来承载这些想法，比如 Facebook 2012 年开始推出在线直播产品 Live，但不久以后就出现了问题：

……the service let users flag videos as inappropriate, but it didn’t give them a way to indicate where in a broadcast the problem appeared. As a result, Facebook Live videos of people committing suicide, or engaged in criminal activity, started circulating before reviewers had time to race through, find the issues, and take the videos down. A few months after the service launched, a Chicago man named Antonio Perkins was fatally shot on Facebook Live and the video was view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imes.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Live 的初衷是提供一个以视频展示自己动态的新窗口，一如 Uber、滴滴对于所谓「共享出行」的推崇，但新技术与新理念却不得不和社会现实产生冲突，当 Facebook 面临上述问题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欧逸文写道：

The incident might have served as a warning to slow down, but, instead, the next day, Bosworth sent around a remarkable internal memo justifying some of Facebook’s “ugly” physical and social effects as the trade-offs necessary for growth: “Maybe it costs a life by exposing someone to bullies. Maybe someone dies in a terrorist attack coordinated on our tools. And still we connect people. The ugly truth is that we believe in connecting people so deeply that anything that allows us to connect more people more often is de facto good.”

类似地，在今年 5 月份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后，虽然滴滴快速给出了回应，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已成立专项工作组配合警方调查，而且还承诺会「全面彻查各项业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在快速增长的 KPI 压力之下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上述承诺背后的产品调整程度，但透过 100 天后温州女孩遇害一案中滴滴的所作所为，已经可以了解大概。

欧逸文下面这段对扎克伯格用户增长理念的描述，也适用于当下众多互联网公司：

The truth is something else: he decided long ago that no historical change is painless. Like Augustus, he is at peace with his trade-offs. Between speech and truth, he chose speech. Between speed and perfection, he chose speed. Between scale and safety, he chose scale. His life thus far has convinced him that he can solve “problem after problem after problem,” no matter the howling from the public it may cause.

FB、Uber、滴滴以及 Airbnb，这类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连接着地球上的每个人，但同时，这类公司又真实地接触到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性的善与恶，远不是代码所能覆盖的领域。遗憾的是，这类公司无一例外选择了所谓「先增长，再修理」的发展思路，也就注定了目前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境遇：FB 被千夫所指，Uber、滴滴则陷入舆论困境。

三

站在一个更中立的视角来看，或许我们对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互联网公司要求过为苛刻。毕竟，互联网平台也是社会现实状况的投射，互联网公司也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角。

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诉求，却也不难发现关键的一点，即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刻地介入到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公司也需要转变自身的发展思路。过往「先增长、再树立价值观」的想法应该被抛弃，任何一个想发展壮大的互联网公司，都需要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增长价值观。

2018 年过去的日子里，全球多家互联网公司都陷入到这样的矛盾里。当 Google 悄悄去掉「不作恶」价值观陈述的时候，这家公司一面和美国军方做着分析无人机图像的「数字时代军火」生意，一面又在和大洋彼岸的古老帝国进行利益交换，这些动作，无一不是增长压力下的结果。毕竟，Google 云计算要追赶AWS 和 Azure，一定需要五角大楼这样的大客户；毕竟，在线广告如果要继续为 Google 各业务线「输送美金」，中国市场的诱惑无法拒绝。

在 5 月初顺风车遭遇舆论指责的时刻，滴滴用了一个「全面彻查各项业务」的表述来保护这项业务，毕竟，从产品逻辑上说，这是滴滴仅剩的唯一一个可以包装为「共享出行」的产品；毕竟，顺风车产品体系支撑了滴滴最能说服投资者的数据，包括司机数量、运行人数等，而这又和自身估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到 Facebook 的境遇里，自 2016 年美国大选后的争议开始，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试图一次次地为「技术」辩护，他在大选后表达了对假新闻的不屑：

The idea that fake news on Facebook—of which, you know, it’s a very small amount of the content—influenced the election in any way, I think, is a pretty crazy idea……

这是他对 Facebook 平台以及用户的自信，他认为他的平台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新闻，无论真假；他同时也认为，他的用户可以像他一样分辨真假新闻。悲哀的是，或许也是这样的自信，让菲律宾、缅甸等地用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BuzzFeed 这篇长文详细介绍了 Facebook 在菲律宾的遭遇。FB 在当地拥有将近 7000 万用户，约占这个国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目前还没有接入互联网。这意味着，FB 成为这个国家新闻分发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FB 沦为菲律宾当局的「新武器」，他们先利用 FB 散播虚假消息， 再利用传统媒体加以炒作，最后实现打击政敌或异见分子的目的。

在缅甸若开邦罗兴亚的种族冲突中，Facebook 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团主席祖基·达鲁斯曼曾这样评价 Facebook 的作用：

如果你观察，在公众层面……它在实质上促进了恶性的斗争、分裂和冲突……当然，仇恨言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就缅甸形势而言，社交媒体就是Facebook，Facebook就是社交媒体……

扎克伯格当然会听到这样的指责，也公开承诺会加大内容审核力度，减少当地仇恨言论。欧逸文为此特地采访一位在缅甸当地从事生意的人以了解进展：

More than three months later, I asked Jes Kaliebe Petersen, the C.E.O. of Phandeeyar, a tech hub in Myanmar, if there had been any progress. “We haven’t seen any tangible change from Facebook,” he told me. “We don’t know how much content is being reported. We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at Facebook speak Burmese.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here.”

随后，欧逸文又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扎克伯格，他的回答如欧逸文所言「令人失望并有所遮掩」：

I think, fundamentally, we’ve been slow at the same thing in a number of areas, because it’s actually the same problem. But, yeah, I think the situation in Myanmar is terrible.

而当扎克伯格又被追问时，他的这番回答或许也是他自己最失望的做法：

Across the board, the solution to this is we need to move from what is fundamentally a reactive model to a model where we are using technical systems to flag things to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who speak all the native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ho can just capture much more of the content.

欧逸文在这篇长文的最后提到一点，扎克伯格是「Facebook 帝国」的国王，同样在 Uber、滴滴、Google 等互联网巨头公司里，或许「国王」不是一个，但对这些公司里的「国王」或「诸侯」而言，他们已经让自己的公司变成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下一步的挑战则是，抛开科技公司的傲慢与偏见，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家好（Good）公司。

如果以人类年龄来计算，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4 日的 Google，到今年 9 月刚好 20 岁。同样，如果以人类不同年龄段的行为方式相比，Google 在这两年——2017、2018 年——的所作所为多少也在展示自己正在「长大」的一面，不管是协助五角大楼分析无人机图像，从而更好地打击「敌人」，还是推出过滤版的搜索引擎，试图再次讨好中国政府，并进入中国市场等等。

所有这些，都像是 Google 的「成人礼」，也给了世人重新认识 Google 的机会。

一

在 Google 长达 20 年的成长历程里，2009 似乎成为一个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前一年，Google 已经触及到当时如日中天的微软的腹地，2008 年 9 月，Google 在 Windows 上推出一款名叫 Chrome 的浏览器；也是这一年，Google 终于进入了智能手机市场，联合 HTC 发布 G1 手机，也正式与苹果决裂。

到了 2009 年，Google 早已在搜索引擎领域建立起绝对意义的霸主地位。2009 年 11 月，Google 在全美市场的搜索引擎市场份额达到 65.6%，远远超过雅虎、微软等其他竞争对手。

这年的 7 月 7 日，Gmail 结束了长达 5 年的 Beta 版本（测试），在全球 1.6 亿用户的见证下，正式向大众开放。

此时的 Google，一如他的「年龄」，精力充沛、四处出击，满怀激情地要改变世界。

2009 年是 Google 进入中国的第三年，这个「不谙世事」的公司已经在过去三年多次得到国家级别的「关爱」。这年 6 月，《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1+1》 连续报道了 Google 搜索涉黄，其中这个名叫高也的年轻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Google 让人心神不宁」。

硅谷资深记者 Steven Levy 在 In The Plex：How Google Thinks, Works and Shapes Our Lives 一书描绘了 Google 与当局的这次会面场景：

Chinese officials informed Google of their unhappiness by summoning Kai-Fu Lee and other Google China executives to a local hotel. Representatives of three ministries were waiting with a laptop and a projector. Once everyone was seated the show began. The Chinese went to the Google.cn website and typed in a vulgar term for breasts. Google Suggest offered links that displayed raw nudity, and more. The official typed in the word meaning “son,” and one of the Google Suggest terms was “love affair between son and mother.” The links to this term yielded explicit pornography. The woman serving tea in the conference room almost fainted at the spectacle. The Google people tried to explain that apparently someone had successfully spammed the keyboards in Google Suggest to artificially boost the popularity of sex sites. The officials were not impressed. “This is the antiporn year,” they said. “You’ve been warned twice before, and this is the third time. So we’re going to punish you.”

9 月，李开复离开 Google 中国。这一系列铺垫终于在这年年底开始爆发，Google 遭到网络攻击。Levy 在书里这样写道：

Just before Christmas, Heather Adkins learned that she would fall short on her annual “don’t get hacked” OKR. Google’s monitoring system had detected a break-in to Google’s computer system, and some of the company’s most prec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d been stolen.

Apparently someone had hacked into Google from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security stronghold—its password system, called Gaia. It was a serious breach that involved a theft of code. As her forensics team dug deeper, using all its digital CSI-style techniques to walk back over what happened, more alarms went off. The hack was geographically tied to China. What’s more, both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attack and the nature of its targets pointed to the government itself as an instigator of or a party to the attack. “The more we learned as we looked into it, the more we realized this wasn’t just a classic hack, but folks who were after something. This was hacking with a purpose,” says David Drummond.

此时，年轻的 Google 面临一个异常艰难的决策。

二

在 2014 年出版的《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行的》一书里，两位当时见证过此次事件的作者，其中之一就是当时 Google 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回忆了当时公司是如何决策的：

2009年12月下旬，谢尔盖和他的团队继续进行黑客的调查工作。与此同时，埃里克意识到，做出谷歌公司史上一项最重要决策的时刻到了。虽然他认为守住中国市场对于谷歌而言是最好的决定，但他也明白，两位创始人现在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们俩觉得，谷歌无力改变中国信息传播的现状，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运营下去。要改变二人的看法，难于登天……

2010年1月初，谢尔盖和他的调查团队确定了这次黑客袭击的来源与规模。谢尔盖决定尽快把这件事以及谷歌的处理方式公之于众。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1月份首周的埃里克管理大会上，谢尔盖宣布，作为对黑客攻击的回应，谷歌决定不再向中国政府的管理制度妥协。他希望谷歌解除Google.cn内容的信息屏蔽，即便这意味着谷歌面临被强制关闭的危险，即便这会为在市场上积累的业绩带来重创。当天，埃里克在外地……

由于情况紧急，埃里克在当周周日（1月10日）的下午4点便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时，谢尔盖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然后，他重申了他在几天前表达的立场：谷歌应当停止对信息的屏蔽。埃里克明白，拉里与谢尔盖的意见统一，也就是说公司的决策实际上已是板上钉钉了，然而他必须确保他的团队有发表意见和投票表决的权利。无论大家的立场如何，谷歌的决策都必须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因此，这次会议一直拖了几个小时。我们对现状进行了分析，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讨论，几度唇枪舌剑。最后，埃里克让大家投票表决。当时，与会者的意见明显偏向于谢尔盖的看法，因此投票表决其实并不必要。但埃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每个人也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结果，一部分人同意埃里克的看法，觉得撤出中国的决定意味着，谷歌与这片市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什么交集了。但多数人还是与谢尔盖站在一边，他们觉得情况最终会出现改观，这样一来，谷歌就能在未来的某一时机再次进入中国。

这个决策最终以官方博客的形式发表出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These attacks and the surveillance they have uncovered–combined with the attempts over the past year to further limit free speech on the web–have led us to conclude that we should review the feasibility of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We have decided we 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continue censoring our results on Google.cn, and so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ill be discuss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basis on which we could operate an unfiltered search engine within the law, if at all. We recognize that this may well mean having to shut down Google.cn, and potentially our offices in China.

这意味着，年轻的 Google 正式向拥有古老帝制传统的中国宣战了。

三

在Google 搜索正式宣布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个躁动的春天，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尚处在早期阶段。彼时，四大门户还能第一时间抢做 Google 退出中国的专题新闻，虽然很快被有关部门勒令删除；普通网民也可以毫无阻力地去 Google 总部献花，虽然很快被定性为「非法献花」；运营可能吧的阿禅几乎以一己之力揭开了当局一系列谎言，虽然享受到网站被墙和喝茶的「双重待遇」，最终平安无事。

2010 年是 Google 告别中国市场的第一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起点。

这一年，团购模式席卷中国互联网创业领域，拉手、满座、美团成为行业领先者，全新的「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的服务，团购也是一种基于位置的服务模式）令人心动不已；这一年 4 月，雷军低调地成立了小米公司，此时距第一代小米手机出现还有 14 个月时间；也是在这一年，360 与腾讯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具教科书意义的公关大战，周鸿祎的 360 一跃成为国内一线互联网巨头。

而 Google 的 2010 年也遭遇一系列挑战。比如其多个产品涉嫌侵犯隐私，再比如欧盟对于 Google 是否滥用搜索业务优势地位从而构成垄断的调查；这一年，Google 一直希望收购团购新贵 Groupon 的计划最终泡汤；在新产品方面，被基于厚望的社交产品 Google Wave 仅仅 8 个月后就被关停，而搭载 ChromeOS 的硬件也被严重推迟上市时间。

不过，上述这些挫折和挑战并没有影响 Google 的营收。2010 年第四季度，Google 季度营收 8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其中广告（包括 Google 搜索和 Adsense）的收入占比为 97%，高达81.7 亿美元。

如果从股价上看，Google 告别中国几乎没有影响到这家公司的发展，随后的几年时间，Google 继续在各个领域不计成本的投入，先后涉足云计算、自动驾驶、无人飞机、增强现实设备（如 Google Glass）、热气球、物联网设备等，但这些探索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以 Google 的人力和财力，似乎没有什么是这群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以自动驾驶为例，早在 2009 年 Google 就启动了相关计划，当时，Google 招募到自动驾驶领域最顶尖的一批人，并由 Sebastian Thrun 带队进行相关研究。已退休的硅谷资深记者 John Markoff 曾在 2010 年的《纽约时报》里报道了 Google 自动驾驶的一次测试：

The car then drove in city traffic through Mountain View, stopping for lights and stop signs, as well as making announcements like “approaching a crosswalk” (to warn the human at the wheel) or “turn ahead” in a pleasant female voice. This same pleasant voice would, engineers said, alert the driver if a master control system detected anything amiss with the various sensors.

作为互联网公司，Google 切入自动驾驶的初衷，就是将汽车定位于一个比智能手机还要「可移动」的计算设备，这个定位当然没有问题，但 Google 忽略了两点，其一，汽车作为人类出行的重要工具，其安全性的考量远比对新技术的追逐更重要，因此，这注定是硅谷与底特律之间持久的理念之争；其二，Google 在自动驾驶路线方面的几次三番转变，比如在自主造车与寻找汽车合作之间的战略摇摆，既延误了发展窗口期，也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包括 Anthony Levandowski 、Chris Urmson 相继离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Google Glass、无人机以及被收购的 Nest 里，而这些产品、战略失败导致的损失，长期被包裹在 Google 靓丽的财报数字里，毕竟广告收入始终在支撑着这家公司的快速增长，外界也没有人知道，到底 Google 的这些所谓 X 业务投入了多少钱又损失了多少钱。

直到 2015 年 7 月 Google 迎来重组。

四

Google 重组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 Google 将核心业务与探索业务做了切割，当时一位花旗分析师这样评价：

…….Overall, we view the new structure as an elegant way for Google to continue to pursue long-term, life-changing initiatives while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management focus in the core business.

在新的架构里，新 Google 继续承担着母公司 Alphabet 赚钱的重任，如下图所示，新 Google 业务包括搜索（广告）、移动产品（操作系统 Android、应用商店 Play、地图）、视频 Youtube、浏览器等。

而不管是新 Google 还是旧 Google，其所有业务的核心，都是触达更多的用户，我曾在 7 月的一篇会员通讯里讨论过这个模式：

……Google 必须触达到更多的用户，才能掌握与广告商博弈中的议价权，同时海量的用户覆盖，还能带来数据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广告匹配的精准度，这是一个无论是商业还是技术层面都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不难理解为何 Google 当初要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巨大的用户规模和正在爆发的互联网广告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 2015 年之后，「青春期」的 Google 的面目变得让人有点陌生，它不再是那个处处改变世界的炫酷公司，而越来越成为唯流量至上、唯收入至上的传统公司。

在皮查伊的领导下，Google 持续为母公司带来巨额营收，并推动 Alphabet 市值突破 8000 亿美元大关；产品方面，Youtube 成为新的摇钱树、Android 继续闷声发大财；云计算则处处模仿 AWS，已然成为一个季度收入可达 10 亿美金的产品。

当初那个一心要改变世界「少年」 Google 或许真的是长大了，当初那家由价值观驱动的公司也逐渐消失在你我的视线里，在科技领域打拼多年的埃里克·施密特曾在被这样的价值观震撼过：

来到谷歌大约6个月后，埃里克深深参透了“不作恶”的意义。这句话是谷歌工程师保罗·布赫海特和阿米特·帕泰尔在公司成立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可是，埃里克完全没有料到，这句简短的口号会如此彻底地渗透到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到对广告体制做出一项改变可能带来的好处。虽然这一改变有可能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但一位工程负责人却拍桌反驳道：“这是在作恶，这事我们不能做！”屋里顿时鸦雀无声，让人不禁想起老西部片里打扑克的场景：一名玩家指责另一名玩家做了手脚，所有人从桌旁退开，等着看谁会先掏枪。埃里克暗自思忖：没想到，谷歌的这句话真不是开玩笑的。沉默过后，是一场相持不下的讨论，最终，做出改变的提案被否决。

今年 4 月，Google 在其官方的行为准则里有意弱化了「不作恶」（Don’t be evil）的立场，Pingwest 在一篇文章里对比了修改后的行为准则描述，如下图所示：

Pingwest 这篇文章指出：

之前在开篇就是带着双引号的“不作恶”，说明这是引用，这是个特殊的口号、信条，而结尾没有了双引号的小写，看起来就仅仅是一句叙述性的说明，今天可以是“don’t be evil”，明天就可以写成“做个正直的人”。

这一事件出现在 Google 因参与五角大楼的 Maven 项目而遭到内部员工抵制之后，可谓意味深长：

今天提起这事是因为，这个改动历经一个月才被发现并报道出来，可见这个页面是有多不被关注。但是即便不被关注，这个页面也是 Google 对外、对内表态的重要场所，这一动作变相代表着 Google 在淡化“不作恶”这一口号。

此次 Google 计划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过滤版搜索引擎也再次引发内部员工抗议，《纽约时报》获得了 Google 员工联合签名的公开信，其中提到，这个项目
「引发了紧迫的道德和伦理问题……目前我们没有所需的信息，无法对我们的工作、项目和就业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决定……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在决策中的一席之地，并承诺清晰和开放的流程：谷歌员工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建设什么。」

4 月份的 「Maven」项目最终被 Google 员工成功抵制了，Google 宣布和五角大楼合作到期后不再参与这个项目，如今这个「Dragonfly」的命运如何呢？皮查伊上周仅仅表示，该项目还处在早期阶段。

这件事当然不会就此结束，Google 内部的抗议与博弈还将继续，Google 与当局的对话也将继续，但无论发生什么，都在验证一件事，当一家公司开始「长大」，虚无缥缈的价值观驱动终将被更具向的数字驱动所代替，这些「长大」的公司玩起了更大的游戏，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网络受众[1]，也彻底放弃了价值观底线，变成当初自己最讨厌的样子。